篡位那一天，宋武帝刘裕很想念一位故人——谢混。
谢混是谢安的孙子，文采斐然，写有“景昃鸣禽集，水木湛清华”等名句，号称“风华为江左第一”，连刘裕见了，都不禁称赞他为“玉人”。
但，谢混不支持刘裕。
当初，刘裕官拜太尉，满朝大臣皆来相贺，谢混却迟到了，只见他衣冠不整，旁若无人，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。
之后，谢混投靠了与刘裕分道扬镳的北府兵将领刘毅，随着刘毅兵败，谢混只能接受下狱赐死的命运。
刘裕称帝时，谢混的族侄谢晦在一旁说，陛下应天受命，只可惜不能让谢混为您奉玺绶。禅代时名臣硕老为新君奉玺绶，这是一个惯例。
刘裕听谢晦这么说，叹道：“我也感到遗憾，他死得太早，没能让后辈见其风流啊！”
田余庆先生称刘裕为“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”，并认为，刘裕承担起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重任，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与统治秩序。
这位皇权的重建者，走上人生巅峰的那一天，却在缅怀一位出身门阀士族的人物，后者所代表的风流时代，已经缓缓落幕。
刘裕称帝的十七年前，东晋已经“亡”过一次了。
元兴二年（403年），那是一个荒年。
自永嘉南渡以来经济繁荣多年的江左地区，出现了罕见的饥荒，浙东一带的灾民在饥饿、疾疫中死去，史载，“饥馑疾疫”，“歼亡事极”。
灾难之下，野心家蠢蠢欲动。
当时，控制荆州的桓玄乘江左饥馑、漕运不继之机，下令封锁长江，禁止上游物资向下游运输，使下游的兵卒只能以谷皮、橡实为食，东晋政府战斗力大为削弱。
面对东晋朝廷的声讨，桓玄二话不说，率领荆州大军东下，闪击建康，入城后处死权臣司马道子、元显父子，随后废掉晋安帝，自己登上帝位，建立桓楚。
桓玄篡晋，发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落幕的前夜。
这要从这场悲惨的饥荒说起。
此次灾情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源自司马道子、元显父子的一个政策。
晋安帝隆安三年（399年），辅政的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发起了一场改革，“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”服兵役，也就是把东部各郡的奴户释放为佃户，并迁移到京师，作为补充中央军兵源的方式，称之为“乐属”。
东晋一朝，中央军力微弱，门阀士族多次以地方军对抗朝廷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形成了两支强大的地方军事力量——荆州集团和北府集团。
荆州军的前身，是东晋成帝年间（325年-342年），陶侃用来平定苏峻之乱的军队。陶侃去世后，庾亮、庾翼兄弟继承他的职位，以荆州为根据地发展势力。庾氏衰落后，桓玄的父亲桓温成为荆州刺史，后都督六州诸军事，掌握了长江中上游的兵权，极盛时期甚至有了篡位的野心。
桓温去世后，桓氏为朝廷所疏远，不再执掌权柄。由于受朝廷猜忌，桓玄直到23岁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，之后又出任义兴太守，与当年的桓温不可同日而语。
桓玄满怀忧愤，登高俯瞰，叹息道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！”也许，他早已埋下了反叛的野心。
北府兵的前身，是平定苏峻之乱的另一功臣郗鉴的军队。后来，东晋朝廷命谢安侄子谢玄招募广陵、京口流民中的骁勇之士，组建军队，拱卫京师。之所以称作北府兵，一是因其驻军的长官多被封为镇北将军、征北将军，二是因为北府兵镇守京口，京口亦称北府。
在淝水之战的危机中，北府兵负责长江防务，力挽狂澜，堪称东晋的顶梁柱。当时，北府兵猛将刘牢之率五千精兵在洛涧大破前秦军队，一战成名。
▲谢玄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因此，田余庆先认为，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，是皇帝垂拱、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。
门阀士族跋扈时，长期把持地方军队，蔑视中央。
考虑到荆州和北府的军队难以控制，司马道子父子试图用吸收地方兵源的方式，来增强建康的兵力。这不仅侵犯了士族地主的利益，也激起了农民的反抗，两边都不讨好。
他们的政策颁布后，浙东老百姓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去服兵役，反而集结到了五斗米道首领孙恩的旗下。
孙恩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，以道术得幸于晋朝皇室，但家族南渡之后没有得到重用，沦为次等士族，地位不高，上进无门，他们一直渴望改变这一现状。
此前，孙恩的叔父孙泰欲聚集徒众起事，司马道子父子发现后处死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，孙恩侥幸逃脱，躲在海岛上，聚集了一百多个同伙，谋划为叔父复仇，并向信众灌输孙泰“尸解成仙”的迷信说法。
这年十月，眼见三吴地区动荡不安，孙恩带着一百多人从海上归来，与其妹夫卢循（出身范阳卢氏）利用五斗米道在民间的影响力，发动对朝廷不满的江东八郡农民，很快聚众数十万，在浙东掀起了一场动乱。
孙恩、卢循起义后，东晋军和农民军展开厮杀。乱兵大肆抢掠，农民不事生产，不久后，田野荒芜，饥荒和瘟疫袭来。这为桓玄的荆州集团提供了良机。
直到桓玄篡位后，这里的灾荒仍未好转，史载，“三吴大饥，户口减半，会稽减什三四，临海、永嘉死散殆尽”。
▲[唐]孙位《高逸图》（局部）。图源：网络
司马道子父子才能平庸，却能以宗室的身份辅政，成为皇权的代言人，正是因为东晋末年门阀政治出现了衰弱的征兆，而其象征性事件，是淝水之战功臣谢安的隐退。
正如阎步克教授所说：“中古门阀与皇权之间，存在‘此消彼长’的关系：门阀强了，皇权就弱了；皇权强了，门阀就弱了。那不一定是某皇帝与某人某族发生了个别冲突，而是指一种总体上的权益分配格局。”
太元八年（383年），在谢安的统筹下，东晋军以少胜多，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前秦大军，打碎了前秦皇帝苻坚投鞭断流的梦想，也让东晋朝廷转危为安。
淝水之战后，谢安的声望达到顶峰。
如果按照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，这位早年隐居会稽东山的老人，即将带领他的家族陈郡谢氏，成为继琅邪王氏、颍川庾氏、谯国桓氏之后又一个把持朝政的门阀士族。
▲电影《梁祝》中关于门阀时代的一段台词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然而，当时在位的晋孝武帝司马曜致力于恢复皇权，有意打破门阀政治的格局，他提拔其同母弟司马道子为担任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六条事等重要职务，与以陈郡谢氏为首的门阀士族抗衡。
谢安一边要提防功高震主的舆论，一边要避免来自皇帝的猜忌。
为了避祸，谢安以北伐的名义离开建康，出镇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，将朝中政权全部交给司马道子，他还让人在南方的始宁建造了一座庄园，将家小全部搬到庄园里去居住，以表示自己将在平定北方后，举家搬迁，过上隐居生活。不久后，老迈的谢安病逝。
谢安去世十一年后，沉溺酒色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在后宫跟自己的小老婆张贵人开玩笑，说你是个快三十岁的女人，容貌大不如前，我早晚要把你废了，另找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
晋孝武帝这话搁今天恐怕要被女权斗士狠批一顿，当时张贵人听了也很不爽，害怕自己色衰被废，心一狠，等晋孝武帝喝醉酒的时候，用被子蒙住他的头，使他窒息而死。晋孝武帝就这样因为一句戏言，死于睡梦之中。
太子司马德宗（即晋安帝）即位，他是晋朝的又一个白 痴皇帝，话都说不利索，分辨不清一年四季、冷热饥饱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掌控朝政，这意味着朝中大权从门阀士族转移回了司马氏皇室手里。
但这对父子，偏偏是一对草包。
司马道子和他哥晋孝武帝一样，是个酒蒙子，整日宴饮无度。
桓玄23岁时刚出仕，有一次去拜访司马道子，后者正好喝得烂醉如泥。司马道子睡眼惺忪地对身边的宾客说：“桓温晚年想篡位，是不是真的？”这话吓得桓玄当即趴在地上，汗流浃背。不过，桓玄对司马道子更多不是害怕，而是痛恨，恨得咬牙切齿。司马道子当着他的面直呼其父之名，加以大罪，这是一种羞辱。
据说，谢家的谢重也在场，他举起手板来打圆场，说：“已去世的桓公，废黜昏庸的海西公（废帝司马奕），拥立圣明之君（晋简文帝，即司马道子的父亲），功劳可比伊尹、霍光，至于那些众说纷纭的议论，还请您多加裁决。”
司马道子这才连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
司马道子一味沉溺到醉乡中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于是提拔了不到20岁的儿子司马元显参与执政。
司马元显年纪轻轻，却颇识权术，见他老爸每天喝得醉醺醺，便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，提议朝廷解除司马道子扬州刺史的职务，并自任扬州刺史。那天，司马道子酒醒之后才知道儿子竟敢夺权，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只好把权力分给儿子，父子俩共同执政，又各怀鬼胎。
当时，司马道子被称为“西录”，在建康的西府办公，很多大臣都认为他过气了，不去报告，西府门可罗雀；司马元显被称为“东录”，在东府办公，由于他是朝中新贵，而且善于交际，一些狐朋狗友纷纷前来投靠，盛赞他为一时英杰、风流名士。元显当时才不过二十岁，听多自然就飘了，自以为无敌于天下，只知聚敛财富，家产比皇帝还富有。
司马道子父子本来有望重振司马氏的皇权，结束门阀政治的时代，但他们一个醉生梦死，一个少年权奸，父子俩掌权，搞得东晋朝政混乱不堪，最终整出了个大活。
在孙恩、卢循起义的动乱中，有两个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他们后来都干出了推翻晋室的事业。
此二人，是桓玄和刘裕。
▲[东晋]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（局部）。图源：网络
失意的桓玄受到司马道子的恐吓后，选择了隐忍，后来被封为广州刺史，远离朝廷，暗中发展。
孙恩、卢循起义之前，隆安元年（397年），不满司马道子父子擅权的东晋大臣王恭带头起兵，反对这对奇葩父子弄权。王恭出自太原王氏，也是晋安帝的舅舅，他出镇京口，起兵用的是北府兵。
这是门阀士族再次利用地方军来威胁东晋政府。王恭起兵让东晋皇室感到中央军的孱弱以及地方军的强大，这才有了那道引发孙恩、卢循起义的糊涂政令。
纨绔子弟司马元显虽然治国理政一塌糊涂，但善于用计谋，在王恭第二次向建康进军时，元显察觉到北府兵将士并不信服王恭，于是派人劝降北府兵的先锋大将刘牢之，告诉他，只要愿意倒向朝廷，事成之后就把王恭南兖州刺史的位子交给他。
于是，刘牢之临阵倒戈，背叛了王恭。王恭兵败而死后，北府兵的指挥权落到了刘牢之手中。刘牢之是一员猛将，军事才能一流，政治意识却有点儿欠费，这也将成为其致命弱点。
王恭的战败，引发了东晋地方势力动荡的连锁反应。
桓玄之父桓温在世时，荆州是谯国桓氏的根基所在。桓温死后，其弟桓冲也曾主政经营。当桓冲退休时，地方的文武官员都来相送。
桓冲对一旁的桓玄说：“这些都是你家的门生故吏呀。”
年少的桓玄当即掩面哭泣，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诧异。
或许，桓冲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一是桓氏没落，旧官属虽多，却挽不回朝堂上的颓势；二是桓氏门生故吏遍天下，卷土重来还未可知。
在以雄豪自处的桓玄眼中，叔父的意思是后者。带领桓氏夺回大权的理想，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在他的心里。
王恭失败后，桓玄被封为江州刺史，在上游与雍州刺史杨佺期、荆州刺史殷仲堪呈鼎足之势。
下游的孙恩、卢循起义爆发时，荆襄一带也不太平。这年，荆州发大水，殷仲堪开粮仓赈济灾民，桓玄借机发兵偷袭，攻占了粮食丰足的巴陵（今湖南岳阳），断绝了殷仲堪的粮道，随后找了个理由，带兵进攻殷仲堪所在的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。
殷仲堪从江陵向杨佺期发出求救，杨佺期认为江陵缺粮，难以御敌，要殷仲堪一同到襄阳去。在政治斗争中，人性的自私往往占了上风，殷仲堪担心自己丢失地盘，就骗杨佺期说他已收集了大量粮食。
杨佺期信以为真，带兵来救，结果被桓玄分兵夹击，被俘后身首异处。殷仲堪得知杨兵败后，想要率数百人逃走，北上投奔后秦的姚兴，半路上被追兵擒获，逼令自杀。
至此，桓玄相继消灭杨佺期、殷仲堪等地方势力，夺取了桓氏旧根据地荆州，都督荆、江八州军事，占据东晋三分之二的版图。
当东晋朝廷为孙恩、卢循起义焦头烂额时，桓玄顺流而下，兵临建康，终结了司马道子父子的执政。
不过，桓玄此时还没有意识到，他的对手另有其人。
▲荆州，桓温、桓玄父子崛起的根据地。图源：摄图网
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”
北府兵镇守的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，是永嘉之乱以来南渡士民的聚集地，其中多为流民。
有个小名叫“刘寄奴”的孩子出生在这里，据说，他家祖先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，随晋室南迁至京口后，家族中也出过太守、县令之类的地方官，但在东晋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门阀政治中，他们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“次等士族”，难以突破阶层的锁链，更难以执掌大权。
刘寄奴家贫，一出生，他母亲就不幸去世了。刘家穷，请不起乳母，刘寄奴的父亲本想将他遗弃，幸而同乡的姨母也生了小孩，就把小刘接过去哺育，救他一命。
长大后，刘寄奴沦落到卖草鞋为生的地步，还迷上一种叫“樗蒲”的赌博，有一次跟东晋官员刁逵赌钱，欠了人家一笔赌债，却无力偿还，刁逵气得把刘寄奴绑在马桩上，当街鞭打。
上流人士都不愿和刘裕交往，只有王导之孙、琅邪王氏的王谧对他另眼相待。王谧看到刘寄奴受辱，立即找到刁逵，表示自己愿意替刘寄奴还赌债，让他把人放了。
王谧慧眼识人，对当时名声不扬的刘寄奴说：“卿当为一代英雄。”
刘寄奴，大名叫刘裕。
▲京口即今江苏镇江，图为镇江北固山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年轻时沉迷赌博的刘裕迷途知返，到北府兵参军，他身材高大魁梧，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，当兵后在军中有口皆碑，很快得到刘牢之的重视。刘牢之将刘裕提拔为自己的参军（参谋军务），命他带兵抵御孙恩军。
此时，孙恩的起义军迅速席卷江东八郡，并大肆屠杀士族地主，兵锋直指建康，东晋朝廷为之震惧。
平定叛乱的重担，落在了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身上，刘裕也由此初露锋芒。
有一次，刘裕带着几十个人去探查敌情，没想到，中途遇到了孙恩军的数千兵力。若是一般人，看到这阵仗就该撤了，咱就是出来侦察敌情的，拼什么命啊！
可是刘裕不怂，他带着士兵向对方发起进攻，由于寡不敌众，随从士兵全都战死，只剩下刘裕手持长刀奋力砍杀，大声呼喊。孙恩的士兵虽然占优势，却被刘裕的疯狂行为吓傻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刘牢之等不到刘裕归队，才带兵前来寻找。正好看见刘裕与数千敌军周旋，在他来之前就已奋长刀斩杀数人，不禁为他深深折服，惊愕之余急忙带着手下前去救援，此役斩获千余人。
经过这次传奇经历，刘裕一战成名，从此成为孙恩、卢循起义军的克星。
在北府兵的打击下，孙恩屡战屡败，兵力逐渐衰弱。
隆安五年（401年）年八月，屡立战功的刘裕被东晋朝廷任命为下邳太守，出兵讨伐孙恩。经过三个月的交战，孙恩军被刘裕俘虏、斩杀的士兵数以万计，孙恩不得不再次向海岛逃窜。
次年，孙恩在三吴地区掳掠的男女几乎散尽，孙恩害怕被东晋军抓获，便跳海自杀，其党羽与姬妾跟随他投海的多达数百人，时人称之为“水仙”。
孙恩死后，其部众由他妹夫卢循统领，继续在沿海作乱。直到十年后，卢循军被执掌东晋大权的刘裕派兵平定，卢循也选择投海自尽，追随其大舅子孙恩而去。
孙恩、卢循起义，被认为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，但两名主要领导者，孙恩是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，而卢循出自范阳卢氏，祖上是东汉名臣卢植。
所以，这场起义本质上也是士族通过发动农民夺取政权的一次失败尝试。
当初在与孙恩作战中崭露头角的刘裕，也许没有想到，多年后，自己将用另一种方式实现次等士族的逆袭。
▲《梁祝》故事中被困在门阀规则中的士族儿女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孙恩跳海而死的次年，桓玄入主建康，废黜晋安帝，自己当了皇帝，他建立的短命政权，史称“桓楚”。
桓玄即位那一天，王谧以司徒兼太保的身份，代表门阀士族，为其奉玺绶。
王谧就是前面说到的，曾经对刘裕施以援手的琅邪王氏成员。建康的门阀士族高官手中没有兵权，抵挡不了桓玄的权势，只能战战兢兢地拜倒在新君脚下。
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格局被打破，桓玄篡位要建立的，不是新的门阀政治，而是新王朝的帝业。
天下人都希望他能改变司马道子父子的弊政，还江左一片安宁，桓玄却交出了一份糟糕的答卷。
史载，在短暂的皇帝生涯中，权力极度膨胀的桓玄奢侈放纵，大兴土木，急着修建新的宫殿，从士族地主手中收罗各种奇珍异宝，玩物丧志；在政治上，他对法令吹毛求疵，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肆意处置官员、功臣，连个错别字都要亲自修改，甚至提出了废钱用谷、恢复肉刑等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。
桓玄和魏晋时期的很多门阀士族出身的公子哥一样，才华横溢，文化方面颇有造诣，在名士圈玩得很开，但这种属性放在一个开国皇帝身上就很不合适。
故此，余嘉锡先生评价道，桓玄是一个像隋炀帝杨广、宋徽宗赵佶一样的人物。那两个哥们都是帝王家儿，还把自己家败光了，而桓玄“欲为开国之太祖，为可笑耳”。
桓楚建立后，江左一带并没有从饥荒的灾难中摆脱，“百姓疲苦，朝野劳瘁，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”，很多富人穿着绸缎，怀藏金玉，活活饿死，穷人就更不必说。
于是，推翻桓楚的历史使命，也落在了北府兵肩上。
实际上，早在桓玄进军建康时，北府兵就有过阻击桓玄的机会。
元兴元年（402年），桓玄上奏司马道子父子之罪，从江陵发兵东下，攻打建康，并派人劝说北府兵的刘牢之与其合作。
刘牢之平时也跟司马道子父子俩不对付，虽然被朝廷任命为先锋对抗桓玄，但他担心自己打败桓玄后，功高震主，更不被司马氏所容（“又恐己功名愈盛”）。
当桓玄派人来劝告时，刘牢之不假思索地同意合作。刘裕与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都劝刘牢之不要被桓玄利用，刘牢之却不听，还是投降了桓玄。
桓玄集合八州兵力，又有北府兵相助，建康毫无抵抗之力，迅速被攻陷。
之后，桓玄为绝后患，夺取刘牢之兵权，改任其为会稽內史。刘牢之才知道大事不妙，说：“这么快就要夺我的兵权，我的大祸就要来临了。”
刘牢之那时才想起兵反抗桓玄，要拉刘裕一起去。刘裕却拒绝了老上司，说：“将军之前拥兵数万，听到风声就投降桓玄，现在他威名震动天下，朝廷内外都是他的人，你还能到哪里去呢？我要脱去军装，回京口老家去了。”
何无忌是刘裕的好友，他见舅舅刘牢之不靠谱，就问刘裕：“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刘裕说，在我看来，刘牢之一定难逃一死，你随我回京口，如果桓玄遵守臣子的礼节，我们就一起服从他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想办法对付他。不久后，刘牢之果然起兵失败，被迫自缢而死，之后被开棺戮尸，暴尸于市。
刘牢之被杀后，北府兵群龙无首，手握荆州集团的桓玄才能肆无忌惮地篡夺皇位。
▲六朝古都南京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可以说，桓玄和刘裕都是励志典范。
一个是失意的贵族公子，收复旧部，一手重建家族企业，一个是贫困的寒门子弟，白手起家，凭借军功进入政坛。
桓玄篡位后，刘裕入朝拜谒。
桓玄一见刘裕，对其器重有加，他对刘裕的老朋友、司徒王谧说：“我看刘裕，风骨不凡，果然是人杰。”
之后每次宴会，桓玄都会召刘裕入座，殷情款待，并赏赐宝物。
桓玄的妻子刘氏却不以为然。她见刘裕英武不凡，一看就不好惹，于是对桓玄规劝道：“我看刘裕龙行虎步，颇有胆识，恐怕终究不在人下，不可不防。”
骄傲的桓玄一听，大笑道：“若要平荡中原，正需要刘裕此等人才。等到关、陇平定，再对付他即可。”
当时，桓玄已经杀了刘牢之等一大批北府宿将，却偏偏放过了前途无限的刘裕，可能他是看刘裕资历尚浅，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又或是如他口中所说的，他要留着刘裕和北府兵来北伐，收复中原。
另一方面，刘裕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政治智商比刘牢之强了N倍。
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找他帮忙拿主意时，刘裕告诉他，要稍安勿躁，桓玄若不篡晋，就不能贸然反对他，如果他篡晋，就容易打败了。暗地里，刘裕团结北府兵旧将，谋划推翻桓楚。
可当桓玄的堂兄弟桓谦来向刘裕打听北府将领对桓玄的看法时，刘裕却主动向桓氏示弱，表示“劝进”，说桓玄是桓温的儿子，功勋、品德都是当世无双，晋室微弱，已失民望，乘运禅代，有何不可！
就这样，桓玄错过了除掉刘裕的机会。
元兴三年（404年），刘裕回到京口，与何无忌等北府兵旧将密谋讨伐桓玄。
何无忌夜里在家草拟檄文，他的母亲、刘牢之的姐姐站在凳子上偷偷看着他，哭泣着说：“我虽然不能像汉代的吕母（西汉末年反对王莽统治的起义领袖）那样明事理，但你能这么做，我有何遗憾！”
何母又问，同谋的都有什么人，何无忌说，有刘裕。何母大喜，说他们起兵必定能成功，桓玄一定会失败。
何无忌与刘裕商定后，就去说服另一位北府兵将领刘毅入伙。
两人都是心机boy。何无忌先假意问刘毅，桓氏现在强盛，可以讨伐吗？
刘毅也和他绕弯子：“以正讨逆，不怕失败，可是我们连一个领袖都没有。”
何无忌特意不提刘裕，试探道：“您太低估自己了，难道天下之中没有英雄吗？”
刘毅也知道何无忌的意思，当即表示，依我所见，只有一个刘裕可成大事。
何无忌点头称是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
因此，刘裕被推为讨伐桓楚的盟主，和何无忌、刘毅、诸葛长民等27名将领歃血为盟，起兵勤王。起初，这支军队只有1700人，转眼间，北府兵旧部群起响应。
桓玄一向自命不凡，若是别人造反他也不怕，可听说起事的是刘裕，吓得连日惊慌。
大臣们说：“刘裕军队都是乌合之众，势必无成，不足为惧。”
桓玄却叹息道：“刘裕足以称为当世英雄，刘毅也是个不要命的赌徒，何无忌酷似他舅舅刘牢之，他们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？”
桓玄不敢与北府兵硬碰硬，而是退守两百里，屯兵于覆舟山（玄武山，今南京城区东北），准备以逸待劳，可刘裕转眼间就打到了江乘（今南京市栖霞区）。
北府兵势不可挡，桓玄只好出城向西逃离，回到家族经营的荆襄之地。出城时，桓玄一言不发，拿着马鞭指了指天空，整天都吃不下饭，侍从把粗糙的米饭捧给他，他都咽不下去。
回到荆州后，桓玄企图带领军队卷土重来，在峥嵘洲（在今湖北武汉）与北府兵狭路相逢。
当时，桓玄的兵力比对手多数倍，刘裕部下大都感到畏惧。刘裕的弟弟刘道规在军中，号召全军拼死一战，说：“桓玄虽有雄豪的虚名，但内心胆怯，两军决战于阵前，将领勇敢的胜，人多人少并不是关键因素！”
刘道规率领军队发起进攻，桓玄却不敢迎战，反而在江边准备好一叶扁舟，准备随时逃走，部下受其影响，毫无斗志。
之后，桓玄兵败如山倒，一路逃窜到了益州，身边亲信所剩无几。他想打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，用自己取代皇权，却成了众矢之的，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。
益州督护冯迁到其必经之路埋伏，准备拔刀刺杀桓玄。桓玄从头上拔下用来装饰的玉导，对冯迁说：“你是谁，竟敢来谋害天子！” 冯迁大声回答道：“我杀的是天子的仇敌！”
桓玄被杀后，传首建康，首级悬挂在桥头示众。
桓楚，亡了。
义熙元年（405 年），晋安帝在刘裕的扶持下重登帝位，刘裕取代桓玄总揽朝政，授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等。
这一系列位高权重的任命，意味着刘裕以一个次等士族的身份，打破了门阀士族长久以来对权力的垄断，东晋成了刘裕的天下，造宋之路由此开启。
此前恍然如一梦的桓楚，给了刘裕现成的经验教训。
首先，刘裕要扫清异己，独揽大权。
对于已然衰落的门阀士族，刘裕采用拉拢的策略。
比如早年对刘裕有恩的王谧，侍奉过桓玄，有政治污点，很多人都上书请朝廷诛杀他。刘裕却极力保全恩人，并把自己获得的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等职务让给王谧。王谧虽然接受了这些头衔，但并无兵权，实际权力还是控制在刘裕手中。
还有一些门阀士族，选择站在刘裕的对立面，他们把赌注压在了刘毅一方。
荆州，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。
荆州刺史刘毅曾跟随刘裕反桓玄，他的“资名才力，与(刘)裕相亚”，自以为自己当初勤王起兵的功劳与刘裕等同，不同意刘裕一手遮天，凭什么那个卖草鞋的功成之后，就当了王朝的“二把手”，而我这个亲自将晋安帝迎回建康、重新执政的大功臣，到头来却只配坐“冷板凳”。
于是，在王谧死后，刘毅向朝廷提议，把扬州划归他人兼管，想要把支持自己的谢混扶上扬州刺史的位置。
刘裕的谋士刘穆之对刘裕说，你千万不要听从！
刘穆之是刘裕的首席谋士，聪明绝顶，喜读《尚书》《左传》，时人认为其智谋可比肩汉初的张良。刘穆之也是没落的士族，在门阀政治的时代背景下怀才不遇，只能担任一些小官，直到遇到刘裕，才有了展露才能的机会。
刘裕起兵伐桓玄时，刘穆之听到京口传来喧闹之声，早晨起来正好遇到刘裕的信使，赶紧回家换了条裤子去拜见刘裕。刘裕说，我刚刚举起义旗，需要一个负责文书的人才，您看谁能担当此任？刘穆之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将军的军府刚刚建立，仓促之际，恐怕没人比我更合适了。”
从此，刘穆之成为刘裕的智囊。
当刘穆之得知刘毅有意削弱刘裕时，献策说：“东晋朝廷的权柄丢失已久，天命已经转移。您兴复晋朝，位高权重，不可一味自谦。刘毅等人当初和您一样起家于寒微，共同起义，取得富贵，但他们并不是彻底地服从于您，最终还是要互相兼并。现在扬州这块地盘绝对不能拱手让人，权力一旦授予他人，就会受制于人，没有夺回来的机会了。
朝廷在商议此事，您就表个态，可以说，‘朝中宰辅和地方大员的任免，是国家大事，切不可空谈，等我抽时间入朝，与诸位王公大臣探讨一下人选’。您到达京城后，他们受到威慑，一定不敢越过您，将扬州授予他人。”
刘裕听从刘穆之的建议，果然在朝中坐稳了位置，回京出任扬州刺史兼录尚书事。
刘毅见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
义熙八年（412年），占据荆州的刘毅对刘裕愈发不满，扬言“恨不遇刘邦、项羽，与之争中原”，要与刘裕夺权。
刘毅的抗争，背后也是门阀士族的反抗。史载，刘毅“颇涉文雅，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”，为了对抗刘裕，他与门阀士族的代表尚书仆射谢混、丹阳尹郗僧施（郗鉴曾孙）等有合作。
刘裕当时已为太尉，他逼迫晋朝下诏宣告刘毅的罪行，随后亲率大军西征荆州，铲除刘毅党羽。
刘毅打起仗来，完全不是刘裕的对手，战败后隐姓埋名逃到江陵的牛牧佛寺，想要投宿，却被拒绝。当初，刘毅追杀桓氏余党，曾经到过牛牧佛寺，处死了藏匿桓氏的僧人。此时，寺中僧人对刘毅说：“以前亡故的师父是因为收留叛党，被刘毅将军所杀，现在本寺实在不敢再收留外人。
刘毅有一种作法自毙般的宿命感，叹息道：“我断了自己的后路，没想到会这样。”说罢，刘毅绝望地上吊而死。
勾结刘毅的门阀士族谢混等人也被处死。后来，刘裕篡晋时，以不能得谢混奉玺绂为遗憾。
刘裕起兵时的另一个盟友，出身琅邪诸葛家族的诸葛长民，也emo了。
诸葛长民一度被刘裕委以重任，都督豫州、扬州六郡军事。刘裕出兵讨伐刘毅时，将其留在后方。
诸葛长民偷偷问刘裕的谋主刘穆之：“外面传言，都说太尉对我不满意，怎会这样呢？”
刘穆之立马稳定诸葛长民的情绪，说：“刘公西征刘毅，把自己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孩子都交给您，如果不是信任您，哪会这样做呢？”
诸葛长民的弟弟劝他赶紧先发制人，以免和刘毅一样“杯具”。
正当诸葛长民举棋不定，不敢贸然出手，刘裕已经班师，秘密潜回建康。
诸葛长民得知，惊讶之余急忙入朝求见。
刘裕走下堂来，握住诸葛长民的手，和往日一样谈笑风生，说道，老哥别来无恙，当初我将府中大小事都托付给你，现在也还当你是兄弟，你肯不肯继续为我效力呀？
话刚说完，没等诸葛长民表态，事先埋伏好的壮士已经跳出来，将诸葛长民拉倒，当场杖杀。
▲宋武帝刘裕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其次，刘裕要北伐中原，扬名立威。
淝水之战后，北方的局势从前秦的一统，变成后秦、西秦、南燕、北魏诸国争强。
在地缘上，南燕割据青、徐，与东晋接壤，统治范围包括今山东及江苏的部分，不时派兵侵袭东晋边境。
南燕皇帝慕容超是个暴虐的君主，群臣稍有谏劝，就可能遭到杀害。慕容超问大臣，我像历史上哪个帝王？大臣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道，你是桀、纣！
义熙五年（409年）二月，慕容超嫌宫里的乐伎太少，发兵攻晋，掳走宿豫（今江苏宿迁）男女2500人。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
对于南燕送上门的功绩，刘裕当即上表请求伐燕，但东晋朝臣纷纷表示反对，不少人认为，当下不宜北图。刘裕却亮出自己的铁腕，力排众议，发兵北伐南燕。
刘裕率领大军从建康出发，到下邳（今江苏睢宁）后，把船只、辎重留在此地，随后改走陆路，进军至地形险峻的大岘关（今山东沂水县穆陵关），翻过这里便能到达南燕都城广固（今山东益都西北）。
面对刘裕大军，慕容超难免心慌，手下为他献上一条“毒计”，即死守大岘关，使刘裕大军旷日持久地攻城，消耗其锐气，然后派二千精骑绝其粮道，把周边土地上的粮食毁掉。史载，大岘关“峻狭仅容一轨（一辆马车）”，确实易守难攻，如果南燕采取这个策略，即便晋军攻入齐鲁大地，也要费上一番功夫。
但刘裕断言，慕容超为人贪婪，既想要虏获，又爱惜禾苗，绝不会坚壁清野。果然，南燕没有在大岘关布置重兵，而是放东晋军入关，慕容超想要以逸待劳，用骑兵野战取胜。
刘裕大喜过望，过了大岘关，举手指天，说：“兵已过险，人人有决一死战的心，禾谷遍野，无需担心缺粮，敌人已在我掌握之中。”
尽管慕容超御驾亲征，但还是被刘裕一举攻克，慕容超单骑逃回广固，陷入刘裕大军的包围，到次年，城内断水断粮，南燕尚书悦寿不得不开城投降。晋军入城，慕容超仍然宁死不降，被俘后，他把母亲托付给东晋将领照顾，自己则接受亡国的结局，随后被押送至建康斩首。
经此一战，刘裕为东晋收复了北方青州等地，也实现了史上少有的北伐成功战例，将自己的威望推向了另一个高峰。
▲刘裕北伐前的天下形势。图源：最爱历史
灭南燕后，刘裕又南伐卢循起义军，西征割据蜀地的谯纵政权，并北伐关中，灭了后秦政权。
这就是南宋辛弃疾在词中所写的：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”
义熙十二年（416年），后秦皇帝姚兴去世，其子姚泓即位，强盛一时的后秦陷入与匈奴、鲜卑等族的战争，大夏建立者、匈奴人赫连勃勃也出兵袭取秦地。
刘裕认为，这是伐后秦的大好时机，便留心腹刘穆之在建康主持朝政，再次亲率大军北伐。
次年，刘裕攻破潼关，围攻长安，姚泓举国投降。统治关中33年的后秦覆灭，之后姚泓亦被送往建康街市斩首。
至此，五胡十六国中的两国，被刘裕一人所灭，刘裕对外的战绩达到顶峰。
然而，刘裕志不在此，他只在长安停留了两个月，之后安排12岁的次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，留守长安，王镇恶、沈田子等将领带兵一万辅佐，自己则率大军返回建康。
刘裕入关中时，三秦父老和陇右流民纷纷前来投靠，有些地方携老扶幼，为晋军捐献粮食，希望刘裕率领的“王师”留下来经营关中，让关中百姓免于战乱之苦。
听说刘裕要离开长安，当地百姓向他诉苦道：“我们这些残存在此的百姓，百年来得不到汉家天子的教化，今日才终于看见衣冠北归，不禁人人相贺。长安十陵，是公家坟墓，咸阳宫殿，是公家室宅，您舍弃这些，想要去哪里呢？”刘裕是汉朝皇室的子孙，所以关中百姓想以“长安十陵”“咸阳宫殿”留住刘裕。
但刘裕还是让他们失望了。
夏主赫连勃勃得知刘裕北伐半途而废，便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。大夏的谋臣王买德认为：“关中形胜之地，而刘裕派年少的儿子镇守，自己南归，肯定是急着去篡位了。”
刘裕收复关中仅过一年零五个月，关中郡县便被赫连勃勃所攻占，又落入胡人手中。
▲大夏国主赫连勃勃修建的统万城遗址。图源：摄图网
不过，刘裕仓促地返回南方，并非只是为了帝位，也是因为担忧后方起火，前功尽弃。
就在刘裕北伐后秦时，留在建康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突然病逝，作为刘裕的头号谋臣，朝廷大事向来由刘穆之主持，他一死，朝中人心惶惶。
刘裕担心的是，朝中门阀士族与皇室司马氏的反扑。
为了进一步打击门阀士族，刘裕推行“土断”政策。所谓“土断”，就是统一全国户口，将从北方移居到南方的民众编入现在的居住地户籍，使之成为受当地官府管理的课税对象。
永嘉南渡后，东晋为了安置难民，在南方设置了很多侨州郡县。这一体制下，原住民和迁移来的居民在税收负担、管理系统上存在差别，很多南下的无籍流民，沦为豪族侵吞的对象。
“土断”的实施，将让全部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，换句话说，不管任何身份的百姓，都要向朝廷纳赋税、服徭役。东晋时期推行过多次“土断”，桓温实施的庚戌土断（364年）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刘裕便在庚戌土断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提出了义熙土断（413年）。
这一次，刘裕手握重兵，要求地方上限期完成土断的工作，倘若有人阻止，无论贵为王、谢，还是普通人等，一经查实，直接处死。
当时，在改革重心会稽余姚，有个大户叫虞亮，顶风作案，藏匿亡命之徒千余人，拒绝将他们纳入土断的管理。刘裕知道后，命人将其逮捕，以谋逆罪论处，至此，“豪强肃然，远近知禁”。
刘裕掌权后，很多司马氏宗室跑到了北方，如司马休之、司马文思、司马道赐等。当年永嘉南渡，他们丢了中原江山，逃到南方，现在为了躲避权臣，又逃回北方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后来，北魏统一北方，每次发兵攻打刘宋，都会用司马氏宗室来威胁南朝。北魏大臣崔浩说，刘宋最怕北魏打着复辟晋朝的名义发兵南下，“存立司马，诛除刘族”。
针对东晋皇室司马家族，刘裕采用的是更决绝的方式——弑君。
年近花甲的刘裕由于连年征战，旧伤不时复发，身体大不如前，而愚笨的晋安帝比他小了二十岁，尽管距离帝位只差一步，但随着时间继续流逝，刘裕可能等不到那一天。
为此，刘裕派人暗杀了无能的晋安帝。晋安帝横死之后，建康城传出一句谶语：“昌明（晋孝武帝）之后有二帝。”也就是说，晋安帝之后还有一位皇帝，东晋才算寿终正寝。
这可能是传谶语的人想延缓晋室灭亡的脚步，也可能是刘裕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。因为，“二帝”之后，他若篡位，便是天命使然了。
为了符合图谶，东晋末代皇帝、晋恭帝司马德文被推上皇位。
▲又一场禅让大戏即将上演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刘裕从北伐战场回来，只为完成最后一件大事。
拥立晋恭帝即位后，刘裕进位宋王，加九锡，这是篡位前的标志。
有一天，刘裕召集朝臣宴饮，从容地说：“桓玄篡位时，鼎命已移。我首倡大义，兴复晋室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四海，朝廷给我九锡的荣誉。如今我已到暮年，所谓物忌盛满，这不是长久之道，我欲奉还爵位，回去颐养天年。”
大臣们都知道他只是在故作推辞，一个个都歌颂其功德，不敢有任何意见。
中书令傅亮喝完酒，走在半路突然领会了刘裕的言外之意，跑回去叩门求见。刘裕给他开了门，傅亮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现在就入宫。”
刘裕明白傅亮的意思，说，那我派几个人护送你。傅亮出来时已是深夜，只见长星满天，熟知天文历法的傅亮认为，这是吉兆。
元熙二年（420年）六月，傅亮等人暗示当时在位的晋恭帝把皇位禅让给宋王刘裕，并事先起草好了诏书。
晋恭帝看到傅亮拟好的诏书，倒是表现得很乐观，说：“桓玄篡位时，晋朝就已经失去天下了，后来依赖宋王才延续了十七年的国祚，今天我心甘情愿地禅位于他。”
于是，刘裕接受禅让，称帝建国，国号为宋，史称宋武帝。
南朝的时代，就此开启。
▲宋武帝刘裕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但晋恭帝禅位后没那么好运。即位的第二年，刘裕为绝后患，派郎中令张伟送去毒酒一坛，打算将司马德文毒死。
张伟是个好人，认为“鸩君以求生，不如死”，自饮毒酒而死。
司马德文自知刘裕不怀好意，日夜和褚妃同处一室，一切饮食由褚妃打理。
刘裕没法从饮食下手，便策划暗杀。
他命褚妃的两个哥哥前去拜访，趁褚妃外出和哥哥相见之际，刘裕的刺客越墙而入，给司马德文送上毒药。
司马德文知道是刘裕的命令，仍宁死不从，和刺客讲起了哲学，说：“佛教有云，自杀者不复得肉身。”鸩杀不成，刺客用棉被将其活活闷死。之后，宋武帝率领文武百官假惺惺地哀悼了三天。
刘裕篡位后，只当了短短两年的皇帝。
东晋门阀政治已经落幕，但刘裕唯恐死灰复燃，他临死前下令，北府的长官由皇族或近亲充当，西府（荆州）的长官则由皇子担任，就此杜绝门阀士族控制地方军队的情况。这一遗命，在刘宋一代一直被严格遵守。
历经戎马一生的峥嵘岁月，新的皇权终于由一个次等士族出身的皇帝，以及刘宋军人政权建立。
历史的循环，似乎回到了熟悉的轨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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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日）川本芳昭：《中华的崩溃与扩大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
阎步克：《波峰与波谷：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7
王仲荦：《魏晋南北朝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
祝总斌：《门阀时代：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制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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